疾病与自由

                                             —读《卡夫卡是谁》     在读本书之前，我对卡夫卡的认知仅限于，作家，小说家，还有语文课本中怪诞的《变形记》。本书的作者里奇.罗伯逊，从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入手，让人对这位高挑瘦弱的奥地利小说家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在卡夫卡长达一百多页的《致父亲的信》中，对父亲在其一生中的影响做了细致的讲述。其父赫尔曼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事业有成，负于主见而专政。在父亲的衬托下幼年时期的卡夫卡显得如此瘦弱，不堪一击。父亲的暴政打压，一心想让卡夫卡成为他理想中的孩子，对其热爱的文学和兴趣嗤之以鼻，毫不在乎。「卡夫卡写道，同时回忆起一次他们在游泳场洗浴更衣时，他父亲的庞大躯干使他显得像个“极小的骨架，站也站不稳，赤脚站在木板上，怕水，不会模仿您划水。”吃饭时，赫尔曼·卡夫卡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一点也不怕烫，把骨头咬得嘎嘣响，却禁止别人这么做。长大些后，卡夫卡发现他的身体长得太高太瘦，对自己瘦长的身材感到不舒服。与他父亲相比，他对身体缺乏自信，这不过是他多方面不安全感的一部分。强大的父亲在他的作品《判决》和《变形记》中出现，一个咒骂儿子，让他去溺水而死；另一个拿苹果砸变成甲虫的儿子，最后促使其死亡。卡夫卡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却始终徒劳。 有三件事可以使其逃离父亲的控制和影响。一是职业，二是婚姻，三是写作。 但前两件都失败了。卡夫卡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工人保险的法律顾问，但这不是他喜爱的工作而是为了维持写作赖以生存之本。他的一生中有三次婚姻的机会，但都无疾而终。他自己要寻找配偶的愿望受到了负面力量——软弱、不安全感、内疚、缺乏自尊——的阻挠，而这些都是他父亲输入到他身上的。 “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 当卡夫卡决定和朵拉订婚时，父亲说了上面这段话，致使青年的卡夫卡倍感侮辱和轻蔑。 只有写作，能使他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他在《乘客》中所写的迷茫的不确定的世界的开头，让读者捉摸不透。《审判》中平凡的职业人士被召到一个神秘的法院为自己辩护，《变形记》中突然变成甲虫的格列高尔… 本书从生活与神话，阅读卡夫卡，身体，社会机构，终极之事五个部分精简而准确的分析了卡夫卡的作品。正是从这些纯粹的作品中看出卡夫卡便是我们平凡人中的一个；扎根于普通生活，因此经历过或者想象过惯常的恐惧、痛苦和绝望，且达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程度，这个程度即使和我们的实际经验不太相当，也和我们的种种忧虑乃至梦魇中的情形是相当的。 “阅读卡夫卡是困惑的也是残忍的。在卡夫卡这里，生活中的细微全被悉数捕捉，合理与不合理都被拿来审慎评判、辩驳和质询。是否能够得到最终答案已不重要，质询的过程中我们展现出的智慧和启示，才是生存的关键。” 1924年六月，年仅41岁的卡夫卡死于肺结核。而这似乎早已被他预见，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本来就属于我的、属性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惟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对卡夫卡来说，肉体不仅能够借健康的生活来补救，它同时也是施行惩罚的最佳所在。 因我在病中读到卡夫卡的这些文字,对我有了很大的启发，我时常怀疑，联系我所知的微乎的心理学的知识，此次生病又何尝不是潜意识借由身体对自己实施的惩罚。 潜意识中一直对于女性的身份感到羞耻和自责。这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小家庭男权的侵扎，另一方面来源于脆弱的内心无法对自己负责的逃避。 今早醒来似乎下了一夜雨，我躺在安静的病房里突然意识到作为女性的这个角色。我有子宫卵巢和输卵管（而此前，我似乎从未意识到），现在它们被肠包裹成一团几乎无法识别。这不就是我潜意识里想要的不用生孩子不用行使作为一个女性的“任务”，在那年我看到产房里一个生孩子的妇女血流如注时，此画面一直固着在我的神经中，形成某种伤害。 最后有一段话是福楼拜（卡夫卡最喜欢的作家）的侄女卡罗琳·考曼维尔记录的。卡罗琳带福楼拜看望了一个已婚的朋友，那个朋友一家子人丁众多，之后他懊悔地说：“他们活得很实在。”这句话十足地道出了卡夫卡对文学创作中那些无法衡量的损失以及所得的感受。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在母亲和妹妹的劝阻下最终没有交给父亲，而我也决定写一封信给父亲。                                                       202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