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人动不动就心情不好?

这是来自一个#心理成长热线#的问答：“为什么有的人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心情不好，甚至抑郁，是不是心理素质不好？怎么才能养成积极乐观的性格呢？” 这与每个人内心敏感的位置不一样。如同一根圆木突然从天而降，个子高的、位置正好的那些人首当其冲，其它位置较偏的人几乎不受伤害。我们能说，是那些个子高的、位置正好的人“心理素质差”吗?  01 —— 往下分析：第一个话题，“每天为了一点小事心情不好，甚至抑郁”，既然用到“抑郁”这个词，那这些小事对这个人来说很重要，大概是四两拨千斤的影响，但我相信这里说的“抑郁”是指一种情绪，不太好受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而不是真的“抑郁情向”，撕下标签，做一些正念冥想，对这些朋友会很有帮助； 第二个话题，“变成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这是个伪命题。人生来气质决定的性格并不能轻易就变成另外一种性格，且没有必要转变。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性格适合做什么，或者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的性格，但我们并不能说“你这个性格不好，你换一个性格吧”，这是不尊重的。 最重要的是，“积极乐观”是一种生活状态，不是一种性格。 欧文·亚隆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100分理论模型”，假设一个人只要达到100分就会患上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而构成要素简单概括为：生物遗传 + 现实压力。有些人很不幸，可能生物遗传性太重，假设为70分，那么他在面临日常生活的微小压力时，这项压力仅达到30分，也足以使TA们突然发病；其余大部分的人，只具有一定程度的生物遗传性，假设为30分，只有在重大压力的刺激下（很大程度上源于扭曲的、令人痛苦的人际关系），压力的分值大于或等于70分，才会引发精神病。 因此，在面对疫情期间寻求心理援助的朋友时，我们提供帮助的功能首先是提供支持，帮助他们避免一部分压力，然后再引导他们学习管理压力，把“现实压力”那一块的分数降一降，这样一来，无论人的生物遗传性占多大比重，只要总分数能保持在100以下，就能有效降低严重焦虑、抑郁的可能性。 02 —— 在生理疾病当中（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医生会经常用到一个词：病根深种。也就是说，你在冬天发的病，其实已经经过了春、夏、秋至少一个季节的酝酿。当一个病人在春天发病住院，医生往往会先从TA冬天种下的病根找起。 童年不愉快的经历，往往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处事风格和社会功能。而且由于时间过去太久，我们会选择性的“淹没”，让其它不相干的记忆叠加起来，把那一小段不好的经历遮住，或者干脆假装忘记。 遗憾的是，你的身体和做人做事的风格总是会帮你“记住”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并且让你深受困扰。要解开它的束缚，就需要与咨询师一起制定计划，在专业人员帮助下给自己赋予原始的能量。 上面说的是童年的创伤。那么，当下的创伤该如何处理呢？比如疫情期间亲自经历的创伤，或者经由他人转述而产生的替代性创伤。这是即时发生的，是眼下面临的，该如何处理呢？ 在危机阶段，面临刚刚发生的创伤，就像是一条带血的伤口。我们要做的是立刻分类鉴别、包扎、止血、送医。这是最直接的救护方式。先不要急着去遮住它，安抚它，也不要独自舔舐伤口。 这次疫情是公共危机，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伤口，所以，只要我们经受创伤，产生一系列应激行为，如：闪回创伤情境；做噩梦；睡梦惊醒或彻夜失眠；脑中一遍一遍重复创伤体验；对周边事物高度警觉等等，都要及时找到身边最方便快捷的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把自己的伤口轻轻坦露出来，尽快包扎。 所以我们在危机干预的阶段，第一要务就是安抚咨询者的情绪，先让大家从恐慌情境中释放出来，回归到原有的生活节奏，这就是快速包扎“伤口”的过程。 不要担心这些创伤会不会被强行“压抑”到意识当中去，在未来突然爆发，也不要担心这些创伤会不会引起严重的心理障碍。关于重大公共危机的事后干预，有这样一个实验结论：那些受过创伤，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大量倾诉、大量释放情绪的人，大量暴露受伤情境的人，事后的创伤应激反而越来越重，甚至多年后仍然需要心理治疗；而那些在创伤情境中保留一部分情绪，有自制力的倾诉的那部分人，反而很快恢复到正常生活当中。 进一步的总结是：在创伤治疗中，如果不事先谨慎地选择倾诉对象，任由情绪肆虐、创伤情境泛滥出现，不仅对治疗毫无帮助，反而会陷入一种绝望的歇斯底里的状态。如果能有合适的倾诉对象，一边坦露创伤情境一边处理情绪，会让自己的疗愈能力快速觉醒，把创伤当成身体的一部分给吸收掉。 这些内容，是接下来我们进行心理援助工作时重点要面对的事情。 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自我疗愈能力较强的人，自己就会把这些创伤给吸收掉，而更适合由咨询师来帮助疗愈的人，则会在适当的时间再次求助于咨询师，到那一刻，才是我们共同揭开往日的伤疤，重新推演当时的情境，温和处理，让自己轻松解脱的时机。